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义词，孔夫子代表的是一种论理道德的思想文化，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认同的各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但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后王牌；章子怡代表的是一种商品时代的经济文化，也是被当今国际社会寓意的“快餐文化”惑“流行文化”，很显然，“快餐文化”或“流行文化”本身就意味着“短命文化”的命运，并不具备永久的生命力。所以，这两种文化原本就没有可比性。不过，既然问题已经出现，那么就有必要搞清楚“包装文化与文化包装”的误区，以便正确对待这场“关公战秦琼”式的幽默闹剧。
站在“软实力”的大视野立场上，孔子思想文化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尽管孔子思想文化中的确在着男尊女卑和等级深严的不平等歧视思想，也存在着对帝王将相专权的崇拜思想，也就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孔子思想糟粕”，例如“军军臣臣父父子子”和“天、地、君、亲、师”等纲常思想。但是孔子思想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论理道德思想，却是维护社会基础秩序国与国之间的精髓思想文化，例如“家和兴、人和贵、国和天”以及“仁、义、理、智、信”等伦理道德思想。反观如今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正是抛弃孔子伦理道德思想而使社会基础秩序发生了动摇所致。如今“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新荣辱观的提出，虽然并无多少新意，但也正是基于“软实力”溃败事实而需要重新找回孔子思想文化精髓的一种努力。所以，“文化包装”就成了用“软实力”促进民族振兴必不可少的选择。如今，国家计划用五年时间在全球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如今已经建立起了30所），就是证明，而且国内早已悄悄启动的各种各样的“国学复兴计划”（其中也包括从幼儿到小学阶段），也是对“软实力”的一种“文化包装”。这种“文化包装”甚至有可能不惜代价，因为“软实力”与未来的民族振兴息息相关。这一切也符合去其糟粕承其精华的“古为今用”的舍得理念。
站在“快餐文化”或“流行文化”立场上，章子怡现象（愚下并非贬低章子怡本人，而是针对“包装文化”现象而论）更多的体现的是商品时代的经济文化，这种文化几乎完全是围绕“金钱崇拜”的冲动而形成，愚下将其称为“包装文化”。君不见，“包装文化”几乎不顾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只要是美其名曰“市场需求”，就可以事无忌惮地戏说、调侃、搞恶，甚至恶搞，猎新猎奇猎怪，猎黄猎色猎俗，都可能成为只为赚钱的“快餐文化”或“流行文化”。“包装文化”的包装，自然少不了金钱作为后盾，自然少不了传媒作为先锋，因而，围绕“快餐文化”或“流行文化”进行所谓市场化包装，也就成了传媒“包装文化”的生财之道，其中的追明星、逐隐私、寻绯闻，抬轿子、拍马屁、暴炒料，也就成了传媒的必修课。凡此种种“包装文化”，最终几乎都是市场经济上空的流星，并没有多长的生命力，也谈不上具有“软实力”的价值意义。更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并不拒绝“洋为中用”的文化融合，但是，人们需要认识到“中用”的两重意思。第一，“中用”乃为中国所用也；第二，“中用”的另一层意思就含有“中不中用”或者“能不能用”的意思。假如中国文化在于国际文化的融合中，发生了“并不中用”的价值观冲突的话，难道还能说“洋为中用”吗？显然不能，那就只能明智地说出“洋不中用”了。如今中国高层明确发出“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决不模仿西方民主”的宣示，其中也就包含了某些西方“包装文化”同样会遭到“洋不中用”的堵截，以免损害了中国的“软实力”和价值观。
综上 ，就是愚下对眼下发生的章子怡PK孔夫子的网上论战的新认识，不论正确与否，“包装文化”与“文化包装”的观点拙见，但愿能给人们带来审视问题的新视角。民族振兴离不开“软实力”，孔子思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并且在逐渐被世界认同。今天，人们在争论章子怡PK孔夫子的“关公战秦琼”幽默闹剧时，不妨仔细想想，假如全社会把用在关注“包装文化”下的章子怡现象的力量，转而用到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包装”下的孔子思想文化上的话，也许民族振兴的步伐就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