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市场经济也是信心经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信心的树立来自对各方面真实信息的综合分析和判断。信心的提升，需要权威信息的支撑；信息的客观传播，是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越是面临危机事件，传媒越是应该承担好社会责任，通过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引导市场舆论，提振市场信心。
危机视野与风潮传导
在传统的金融格局中，传媒的作用仅限于传递价格与发布走向，它对公众的影响十分有限。特别是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年代，地球那一边发生的金融事件，总是隔着一个交易日的时差才到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作用。而在当今的信息条件下，一个地方发生的金融事件，瞬间可以在全球金融界引起反响，全球金融没有任何承受冲击的时差区别。
可以说，通讯条件的革命性改变，使得金融信息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实时传导。但是，仅仅有一般的信息传导是不会有太大作用的，与金融信息传导相伴的，一定有媒体观点的传播，一定有传媒人士的倾向在产生作用。
金融的背后是人，所有的金融行为都由掌握着金融工具的人操作。就是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他也必须要根据社会形势与金融走向来做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家要“兴风作浪”，光靠金融工具是不够的，必须要加上传媒工具，这样才能产生“赶鸟入笼”或者“为丛驱雀”的效果。
金融风波的产生，也是社会风波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的传媒格局中，其所标榜的独立和敏锐，往往是以耸人听闻的渲染、哗众取宠的炒作为特征的。特别是对金融，潮起潮落之间，给了媒体的金融评论员诸多的发挥余地。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的危机正是媒体的节日，因为媒体有了空前大的炒作的余地。在这种暗含的价值观驱导下，一些媒体对金融危机的传导，就有了某种并不正当的内在动能。
危机心理与传媒表达
金融风波作用于社会，产生社会危机效应。
从心理角度来看，危机干预存在于人的本能之中。在生理方面，研究表明，肌肉收缩、血压升高、口味丧失、敏感增强是人对危机的直观反应。紧张的程度，与人对危机的紧急程度判断呈正相关关系。
社会心理也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机能反应相似。在传媒发布了金融危机的信息之后，人的第一层反应是避损，也就是尽可能从股市、债市等投资领域抽身；第二层反应就是节支，把可以省下的开支尽量节省下来；第三层反应就是减少经济活动，希冀以静止状态与波动的金融形势分隔开来。
可以说，第一层、第二层反应都属正常，但是如果进入第三层反应，那就不幸进入了过度反应阶段，因为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根本源泉，一旦社会大面积产生减少经济活动的现象，那就是真正的危险到来了。
作为一般的社会成员，个人虽然是按经济人原理在行事，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可是，单个人的社会判断要受传媒影响，在当今传播条件下，没有人能够逃脱传媒的包围和影响。如果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渲染过度，那必然会导致第三层反应的产生，使危机雪上加霜。前《金融时报》编辑查德·兰伯特认为，媒体“标题上的疏忽，内容上的不当促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他敦促记者应更注重事实，避免使用“惊慌”、“恐惧”、“混乱”等字眼，这话是有道理的。
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
危机管理是所有政府的职责。
从逻辑上讲，媒体的媒介中立本质使其并不负有危机管理的责任；从应用角度看，媒体不具有管理危机的社会资源；从法理上说，媒体没有法定的危机管理权力。
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媒体不在危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危机管理的作用，是通过信息干预来实现的。所谓信息干预，是一种软实力。国际政治学界对软实力的研究表明，媒体与宗教等上层建筑都是软实力的载体，它们都是通过作用于人，而达到间接干预社会的目的。这种软实力的独特作用，是其他硬实力所不能企及的。
媒体软实力的应用,首要的是抱有正确的责任感，清醒地判断大局，引导舆论,进而引导社会，向着纾解危机的方向努力。这种责任，是沿着树立信心与面对现实两个轴向开展的——
关于信心,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下强调，应对危机，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媒体有很多手段可以运用于社会的信心强化与信心再造，媒体应该有所作为；关于面对现实，则是指面对存在的危机和困难，正确的选择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一点一滴地去改变危局，而不是怨天尤人，丧失信心。
信息干预是一种普世性的干预,它的作用大、范围广，具有综合干预的功能，比起一般的单个政策干预有着更强烈的作用。因此，信息干预的准确性和适时性十分重要。信息干预必须依靠传媒人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责任感，可以说，从经世致用到引导舆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就是“载道”，在迎战金融危机当中，媒体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一次很好的积累和检验机会。